一、 引言

介绍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创作背景和主题。1924年，卡夫卡在生命末期完成了这篇作品，其时他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这与小说中不能进食的饥饿艺术和“吱吱叫”的歌唱艺术形成互文。小说通过耗子民族和约瑟芬的歌声探讨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以及个体与集体的身份认同。卡夫卡将耗子民族和口哨声视为“去自然化、解域化了的动物”，它们超越了生物和文化层面的真实，构建了一种词语层面的真实。德勒兹和迦塔利认为，卡夫卡关注的是“某种强烈的纯粹的音响质料”，这种声响摆脱了符号层面的意义，成为解域化了的一声乐音。本文旨在探讨约瑟芬歌声中的能与不能，以理解卡夫卡悖论性文学书写的可能路径。

二、 不能的潜能

探讨了约瑟芬的歌唱能力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潜能概念。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是”与“能”，将“能”视为潜在的而非实际存在的，而“能力”涉及潜能到现实的转换。约瑟芬的特殊性不在于她会吹口哨，而在于她有不吹口哨的能力，这使她区别于同族。她的沉默成为口哨声缺失的时刻，激活了个人的潜能。阿甘本强调了与丧失相关的潜能次级形式，即持有某种丧失的能力。约瑟芬的不吹口哨能力使吹口哨从民族共同财产变为个人技艺，将她推向民族边缘。文本通过悖论式表达确认了这种差异，指出约瑟芬的口哨不是固有行为类型，而是身体层面的行动。她的歌唱使耗子们摆脱日常束缚，带来解脱。约瑟芬的歌唱体现了弥赛亚潜能，即可供使用但不可占有的潜在性，她让渡了所有权式的财产，使日常成为可供使用的生活资源。

三、 剩余：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探讨了卡夫卡短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约瑟芬与耗子民族的关系。约瑟芬在耗子民族中具有独特地位，她拥有名字、性别和职业，而其他耗子则忙于生计。她的歌声使耗子们暂时停止吹口哨，享受短暂的静默，这种静默被看作是一种集体的庄严。约瑟芬的声音聚合了个体的沉默，形成了集体的认同。她既是耗子民族的一部分，又像是一个外在因素，能够勾勒出民族的内在整体性。约瑟芬的政治身份模糊，她既作为个体行动，又拒绝与其他个体共享权利或义务。她的存在挑战了从整体到部分的划分，她的视觉中心并不等同于政治或权力的中心。约瑟芬的艺术被耗子民族视为一场群众集会，她的艺术要求遭遇家长制的专横。作为“剩余之民”，约瑟芬在丰满中消失，丧失意义，但她以无意义的行动抵抗整齐划一的意义，成为唯一真实的政治主体。

四、 微弱的力量与消失的声音

探讨了卡夫卡短篇小说中约瑟芬的微弱力量与消失的声音。约瑟芬虽然表演引人注目，但她的力量并非强大，而是“生性柔弱”。她的声音微弱细小，却能驱使耗子民族。这种“微小”与“活力”的并置，与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中提到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相呼应。阿甘本发现本雅明论述中保罗文本的隐秘在场，强调“大能在弱处才显得完满”。弥赛亚的“能”通过对律法的去活化，使之无法运作，从而保存潜能。约瑟芬的斗争力量蕴含在她发挥力量的软弱形式之中。她的口哨声微弱地无效化着世界的坚硬律法，使口哨声重新拥有了某种潜能。约瑟芬最终失踪，她和她的口哨声一起复归沉默。这一消失的声音可以放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非潜能的双重性中理解。约瑟芬的消失是对潜能的双重否定形式，即“不吹口哨的潜能”的缺失。她的消失与被遗忘是一种远离，是在尘世之外的另一维度上远离着集体记忆、民族历史的编制，同时也在远离之中前进。

五、 “小”与“非”的诗学方案

探讨了卡夫卡对“小”与“非”的诗学方案的理解。1918年卡夫卡在笔记中提到，成为无限小是行动的开端，而使自身变得无限小则是完结。这种观点与他作为布拉格德语写作的犹太人身份紧密相关。卡夫卡将少数族裔文学视为“日记写作”，既整合内部，又作为边缘集体面向公共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约瑟芬虽未在历史或集体记忆中留下痕迹，却在叙述者讲述中永存。耗子民族不重视历史研究，文学则在世俗时间之外书写被遗忘的时间。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既表达个人观点，又作为集体的发言人，与卡夫卡的“小”日记写作相契合。卡夫卡意识到德语文学内部建制的高度依赖歌德，导致多样性丧失，但他并未放弃德语，而是在语言内部进行修正。卡夫卡的“小”文学不在于数量或力量的弱小，而是指向在事物内部远离事物本身发展方向的运动。卡夫卡作品中的“化形为微”与他对儿童的复杂情感相关。他提出了行动往往发生在“不”或“非”的状态之下的悖论。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信中表达了身为布拉格犹太人从事文学写作的不可能性。他的文学创作与思考贯穿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自处的焦虑。卡夫卡的文学技巧克制，情绪渲染和语言丰富度上保持刻意回避。他的未被遵循的遗愿带有“约瑟芬式”的色彩，即自我销毁以保存自身的完整潜力。卡夫卡在文体和文学生产边缘发掘出一种“小”与“非”的诗学方案，文学短暂悬置了生活的律法，表象了生活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