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大理石》通过框型叙事结构讲述了主人公童年的奇特经历，包括恶作剧、惩罚、祖父的安慰和家乡风景介绍。小说最初以《烧松油的人》为名发表，后被选为《彩石集》的开篇，并经过施蒂弗特多次修改，以适应青少年读物和融入其“温柔法则”。本文探讨了《大理石》如何作为教育媒介，在结构和意义层面展现不同的教育要素和感知状态。框型叙事结构的不稳定性推动了渐进式的教育过程，小说通过三段式的叙事结构展演了图像、塑造和教育的递进词义。

一、 语言之前的图像——框型叙事中的童年感知

探讨了施蒂弗特小说《大理石》中的童年感知和语言秩序。小说开篇描述了一块大理石，强调了故事背景和大理石的历史意义。大理石的描述细致生动，展现了其自然特征和历史纵深。随后，小说转向孩童的天真感知，主人公通过视觉和听觉感知童年环境，这些感知无序且不确定，处于语言之前的想象状态。主人公对烧松油的老人充满好奇，但对其吆喝的内容不理解，体现了儿童对语言的无知。主人公与老人的互动，如被涂满松油的双脚，交织了触觉、视觉和嗅觉，但也导致了母亲的严厉惩罚。这一经历使主人公从无忧无虑的乐园和家庭庇护中被驱逐，陷入了失语状态。祖父的到来和语言教育的漫游帮助主人公修补了感知与言说之间的裂隙，从而进入语言建构的象征秩序。

二、 在行走和讲述中塑造——语言秩序以及对灾难的免疫

探讨了施蒂弗特小说《大理石》中，通过祖孙俩的行走和对话，如何塑造语言秩序和对灾难的感知。行走不仅是生物学上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也是促进认识和思考的运动。在漫游中，祖孙通过指称与命名、观看与知识之间的教育学训练，重新认知环境。这些地点也是祖父讲述瘟疫故事的场所，展现了内部叙事与灾难纪事的交织。祖孙间的对话，通过语言复述风景，体现了“引向事实”的效果，但同时也限制了主体的自发感知。小说中的语言秩序模仿制图学逻辑，指示、索引并演示着现实。瘟疫故事的穿插，以其口头相传的特征，让人信服并确立真相。死亡在故事中不仅是生命有限性的宣示，也是历史事件代代相传的传统链条。瘟疫的破坏性动摇了语言景观的稳定秩序，社会复归到了失序状态。学者迈尔将瘟疫故事视为“克服死亡的成人礼故事”，接受死亡作为生命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故事中的“黑色”元素与罪恶和死亡主题相呼应，黑死病与松油在发音和词义上的契合，暗示了不幸。贝格曼将祖父的恐怖故事视为“极端的斯多葛主义”，而最新研究将其视为克服死亡的“获得免疫的策略”。祖父的教育模式是一种长期的、动态的、持续的影响，重构的是语言的、理性的、历史的脉络，而主体的感知受到前者的规范。

三、 文学作为教育媒介

探讨了文学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与图像、感知、想象力的联系，以及模仿和语言秩序的重要性。17、18世纪虔敬主义时期的教育概念被描述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转化，而到了18世纪中叶，教育观念转变为一种渐进的状态，依靠反思持续、积极地变化。1800年前后，赫尔德、席勒和洪堡等人的人文主义思考将德国教育理念推向高潮，强调通过全方位教育实现个体完整和人类全面发展。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成为这些教育理念的实践载体，尤其是洪堡提出的主体塑造、人类历史展望、国家角色参与的和谐原则在1848年革命后的小说中得到强调。

施蒂弗特将文学视为教育媒介，其美育理念融入作品中，尤其是《彩石集》这部面向青少年的教育读物。文学作为教育媒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与当时的社会史和知识转型的时代背景相关。1848年革命时期的政治生态在小说中以暴力、残忍和自我摧毁的镜头呈现，施蒂弗特通过这些情节警醒读者。在《大理石》中，残酷情节被削弱，温柔法则成为小说基调，施蒂弗特希望将温柔的教育理念传递给青少年。

施蒂弗特的叙事作品多在期刊发表，后来发展成独立或汇编的图书版本。19世纪后半叶的杂志报纸作为大众媒体促进了文化教育普及，文学成为日常休闲读物。施蒂弗特认为，文学作为教育媒介应筛选和加工信息，语言应在系统化的框架中编排整合。小说中铺排了众多需要观察和辨识的自然和文化符号，解读谬误会带来后果。叙事策略上，对话成为启蒙的典范，口头交流在文学书写中被定格。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分离在福柯的结论中得到体现，语言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将想象变成专门的记忆，自发的注意变成思考，本能变成理性思考。小说开头和结尾部分安排了感知场景，前者是天真的感知逃逸，后者则是在线性、推演知识的逻辑影响下，将感知重新分类和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