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斯汀·鲁泽的著作《废旧物的诗学》系统研究了19世纪文学中废旧物的文学化，以凯勒作品为核心，探讨废旧物在现实主义诗学中的价值评判、秩序建构和选择机制。书中详细阐释了废旧物在成长、代际传承、记忆和自我构建方面的叙事潜力和意义生成机制。鲁泽采用新历史主义方法论，构建文学与物质文化史的对话，尝试对文学文本进行文化历史重构。其研究虽未从新物质主义角度阐释，但深刻揭示了人与废旧物的纠缠关系及物的叙事潜力，与新物质主义的核心关切相契合。本文从新物质主义视角对鲁泽的研究进行评述，以丰富认识。

一、 废旧物的文化诗学

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德语现实主义文学中废旧物的文化诗学意义。废旧物在人物生活空间和叙事层面占据显著地位，与工业化进程中物品数量增多、社会和个人对物的管理需求紧迫有关。人与物的关系表现为占有、收集、销售、销毁等，物品被归入“废旧物”是特定话语建构的产物，与文化建构和身份认同机制相关。废旧物在记忆和遗忘、保存和丢弃等边缘状态中摇摆，标记着旧价值、意义关联或符号体系的裂缝或消解。鲁泽将废旧物作为文化符指，文学对废旧物的审美呈现批判性地反思文化价值体系建构，并通过叙事实践参与其中，文学场域超越观察与反思，扮演着参与文化秩序重塑的主动角色。

二、 “废旧物”与成长修养的关系

探讨了凯勒长篇小说《绿衣亨利》中物书写与主人公成长修养的关系。亨利的成长经历与废旧杂物的接触形成转喻性关联，暗示其成长缺乏系统引导，失败命运早有伏笔。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形成对比，亨利的收藏行为暴露其知识匮乏，演变为对生命的摧残。收藏物与创伤记忆绑定，最终被贬为废品。亨利抛弃物品既是对过去的抹除，也暗含自我重构的渴望。废旧建构过程中的暴力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存在。亨利退学后来到乡下舅舅家，新旧器物和谐共存，但更多是偶然性的集合。决定亨利走上艺术道路的关键因素都来自偶然。小说结尾，亨利从废旧物的收集者转变为出售者，其画作被贱卖，旧货店橱窗成为残酷的展示场。玛格丽特夫人的旧货店以其丰富性激发孩童想象力，而慕尼黑旧货店中物品只有单一的经济价值。亨利的旧画中蕴含着消逝的时光、终成泡影的抱负和自我的低价值感。小说通过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揭示现代人需要通过物的秩序来对自身存在进行建构、导向与稳定，但这种建构具有偶然性、暴力性和临时性。废旧物凸显人的秩序、价值和意义危机。小说展现了法律文书与文学叙事在价值传承上的根本差异，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意义功能。小说还展现了凯勒对于无用之物/人的同情态度。根据《面向物的叙事学》，叙事中物的作用可划分为叙事学功能与体验功能。《绿衣亨利》中的废旧物书写对19世纪家宅收藏和旧货买卖进行模仿，推动成长修养的主题发展，在整个故事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引发人物的情感体验。

三、 空间：小说中家宅与家居物品的叙事功能

第三章从空间角度探讨了小说中家宅和家居物品的叙事功能。祖先遗留的家居旧物不仅承载着情感和家族记忆，还与工业化生产的家具形成对比，构建了叙事张力。这些物品具象化地展现了家族传承、阶级身份和性别秩序，反映了人物对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鲁泽通过分析凯勒的《箴言集》中的《蕾吉娜》和《遇见幽灵者》，揭示了家宅内室在塑造女性形象和构建考验叙事中的诗学功能。家居物品的书写不仅创造悬念、揭开谜团、促进情节进展，还是作者反思创作手法的元叙事载体。《可怜的女男爵》通过出租屋陈设展现阶级变迁，而《箴言集》中的科学家莱茵哈德的书斋则是对歌德《浮士德》的呼应和改写，体现了凯勒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审慎态度。本章不仅从物的空间书写出发，也呈现了物在时间中的流变，体现了阶级秩序、科学范式和文学历史的变化。鲁泽指出，物的表象痕迹被用来构建“谜团”，符合“积极迷-I型”的特征，与19世纪欧洲侦探小说潮流相呼应。

四、 物的时间性：记忆、遗忘与文学再现

第四章探讨了物品在时间维度上的价值变化及其与记忆的复杂关系。物品价值的转变遵循两种路径：一是物品与记忆断裂后成为无意义的废旧物；二是物品承载创伤记忆时被抛弃以重构自我。凯勒的《两只怀表》通过怀表的对话展现物与情感的联系，而它们被抛弃是因为唤起失败爱情的记忆。拉伯的《鸟鸣谷档案》中，菲尔汀焚烧家宅和“心灵博物馆”挑战市民价值观，其销毁物品的行为是对家族记忆的无法忍受和对记忆纯粹性的追求。物的毁灭催生了双重文字书写，即私人记述和文学再现。施蒂弗特的《我曾祖父的文件夹》中，先辈遗留物品的转变为废旧物反映了时间流逝和世代传承的危机。格斯泰克的《当我们死去时》通过拍卖场景展现个人圣物在货币经济中的价值湮灭。这些作品共同强调文学叙事的救赎功能，通过审美转化使废旧物重获生命意义。凯勒的诗歌《瑞士军械库》与19世纪博物馆的兴起相呼应，展现了技术进步导致古老兵器从实用工具转变为文化符号，既体现集体记忆的建构，也暴露历史保存的困境。文本最终呼吁辩证的历史态度，在继承中创新。

五、 材料史与形式美学的双重织体

以“织物”为核心概念，探讨了废旧布料在19世纪文学中的多重意涵。第一部分讨论了废旧布料作为造纸原料的必要性，以及拾荒者与诗人形象的亲缘性。第二部分以凯勒的《唐·科雷亚》为例，将织物解读为知识秩序的象征。第三部分将织物概念提升至叙事学层面，探讨现实主义文本的肌理特征。鲁泽的研究对凯勒文学作品中的废旧物书写进行了系统性探究，构建了文化史料与文学文本的对话关系，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致阐释，推进了凯勒和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对新物质主义方向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