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史诗之于民族认同的意义

英雄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作为中古高地德语代表作的文学地位及其双重叙事结构，梳理了该作品从公元5世纪口头传诵到12世纪末书面成文的媒介演变历程。1755年"手抄本C"的重新发现使这部沉睡的中世纪史诗重返德意志知识界视野，博德默率先将其与《伊利亚特》类比，提出"德意志伊利亚特"的接受观。18世纪德意志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落后于英法，国家分裂与民族认同缺失催生了对民族史诗的迫切渴求，《尼伯龙人之歌》以其日耳曼历史叙事和中古德语形态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这一时代精神。赫尔德关于民族性格植根于语言与诗歌的论述、歌德关于每个独立民族须拥有自身史诗的主张，共同为史诗的民族化接受提供了理论支撑；歌德更将《尼伯龙人之歌》与荷马史诗并置于"古典"范畴，强调其展现的健康生命力与"真正的异教"特质。英雄史诗的集体创作属性使其天然成为民族"集体之声"的载体。19世纪浪漫派在此基础上对史诗内容进行"日耳曼化"重释，最终将其建构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民族史诗；这一接受范式虽非纯粹政治产物，却深刻折射出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焦虑。史诗"民族性"的确立并非文本自明，而是依赖文献条件与阐释者在民族危机、语言共同体想象及文化复兴诉求中主动进行意义重构的历史过程。

二 “忠诚之诗”：民族性阐释的形成

讨论了德意志浪漫派对《尼伯龙人之歌》的民族性阐释体系的形成过程。浪漫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而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围绕中古德语文学、神话传说展开研究的思想谱系，涵盖早期、中期与晚期浪漫派学者。他们通过语言重构与神话诠释重塑德意志文化身份，使史诗成为民族记忆载体、语言发展标志及民族精神象征。核心人物西格夫里特被赋予光明具象、永恒战士与世界精神三重神性，与恶龙、克里姆希尔德及尼伯龙宝藏构成的毁灭性要素形成二元对立。施莱格尔继承"德意志伊利亚特"观，将史诗誉为媲美荷马的"自然奇迹"，强调其人工与天成的双重本质及德意志品格的凝聚。乌兰德进一步发扬此阐释，提出史诗乃"忠诚之诗"，视克里姆希尔德复仇为忠诚的终极证明，其接受观成为民族主义解读的范式模板。比德迈耶时期受自然科学影响，戈特林以"德意志橡树""莱茵河水"等浪漫符号构建超越历史的民族情感共同体，将英雄传说视为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

三 “史诗自成”：德意志民族史诗的语文学建构

讨论了拿破仑战争背景下德意志浪漫派如何通过语文学建构将《尼伯龙人之歌》塑造为德意志民族史诗的核心象征。1807年哈根首次编纂出版该史诗，将其置于民族精神重建的历史语境中，强调从民族遗产中寻找缺失的精神力量，使中古文本重新进入现代视野并转化为诗性资源。1810年哈根推出"原语本"，标志着接受史的重要转向：史诗开始被作为古德语文献进行系统校勘和学术体系化，涉及手抄本比较、正字法整理、语法分析、韵律恢复等方法。

早期浪漫派施莱格尔将《尼伯龙人之歌》比作荷马史诗，主张通过"重新创作"实现古今视野融合，以诗学为桥梁消除理解隔阂。中期浪漫派格林则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强调中古文本的不可亵渎性，反对任何转译、删减或改写，认为"旧诗的荣光无法以新诗的形式复活"。拉赫曼1826年的校勘本代表了更严格的语文学取向，试图通过手抄本比较重构最古老文本形态。

格林提出"史诗自成"的核心接受观，将《尼伯龙人之歌》定义为超越个人创作的民间史诗和民族史诗，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创造力的自然产物，如同"水从云间凝结滴落"般神秘生成。他继承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植根于民间诗歌的思想，赋予民间诗歌近乎神圣的特质，坚决反对阿尔尼姆、勃伦塔诺对民歌的浪漫化改编。格林认为史诗以象征性形象描绘了德意志民族性及其历史命运，具有不可复制的民族性与家国属性，应当保持原初状态。其研究驱动力深植于民族主义爱国之心，通过学术参与构建了德意志解放战争后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使史诗成为联结民族起源、历史进程与当下存在的纽带。

四 结语

讨论了施莱格尔与格林围绕《尼伯龙人之歌》的学术争论，揭示二者虽研究范式迥异——格林强调民众口传传统的原生性，施莱格尔侧重诗人个体锤炼的历史性——却殊途同归地服务于德意志民族认同建构。浪漫派的接受史呈现清晰的意识形态化轨迹：解放战争时期"尼伯龙人热"催生民族史诗典范，19世纪末教科书诠释进一步神圣化日耳曼精神，"忠诚"主题被塑造为民族精髓，直至二战持续充当民族主义教育工具。依据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理论，这种阐释实质是浪漫派将自身前理解投射于文本，使史诗成为时代精神的注脚而非本真语境的呈现。浪漫派通过审美强化英雄形象、消解历史复杂性、以个体命运隐喻集体精神，系统性构建了德意志民族神话体系，强化民族主体性认知并赋予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确信。